如何评价贺建奎的演讲？《Nature》评价：令批评者们失望！

贺建奎在来自科学界和科学界以外人士对其工作伦理以及他公布研究结果的方式的一片声讨中，甚至法律诉讼威胁之下，发表了这番讲话。

（图片来源：央视网）

除了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了几段视频，他的基因编辑相关工作一直不曾与大众所知。此时此刻，科学家们仍然不敢完全相信，他是否实现了他声称的结果。他的出现不仅未能解决这团乱麻，反而留下了更多疑虑。

英国生育监管部门科学顾问、Francis Crick研究所干细胞生物学和发育遗传学实验室的Robin Lovell-Badge （上图左一）说：“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情况），我就是难以信服。”

昨天的讨论内容包括贺建奎在动物实验方面的工作，以及胚胎基因改造细节并将她们植入了人类女性子宫等事实。贺建奎解释了他如何验证基因编辑，并透露还有另一位女性怀有基因编辑胚胎。

与其他与会者一样，Lovell-Badge建议，应该由一个独立机构通过深入比较父母和孩子的基因来确认检测结果。

许多科学家指责贺建奎的实验缺乏透明度，他这种自我表彰其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实际上无视风险的行为进一步彰显了他的狂妄傲慢。

CRISPR/Cas9基因编辑大牛、2018年科学突破奖奖得主Jennifer Doudna说：“我很高兴他来了，但是当他描述整个过程时，我真的很震惊、很惊骇。（这件事）在这么多层面上是不适宜的。”

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此次峰会组织委员会成员Alta Charo批评道：“听了贺博士的话，我唯一能断定的是他误入歧途了，这是一项不成熟、不必要，而且基本上毫无用处的研究。”

1.紧张的讨论会现场

问答环节的主持人之一、斯坦福医学院干细胞移植和再生医学系的Matthew Porteus、（上图右一）说：“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台，紧张不安。我认为他很害怕，或者来自可能要面临的法律压力，或者来自即将要面对科学家和媒体们排山倒海般的批评。”

贺建奎首先为11月26日首次公开消息造成的骚乱道歉。随后，花了20分钟陈述题为“CCR5 gene editing in mouse, monkey, and human embryos using CRISPR/Cas9”的演讲，最后接受了40分钟的提问。

他所编辑的CCR5基因被视为一些HIV病毒株用于感染免疫细胞的门户。许多科学家尖锐地批判了这个靶点，部分原因是明明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人类感染HIV，例如通过剖腹产等手段阻断母婴传播。还有批评者说，在编辑胚胎基因组这件事上，有其他更明显的疾病消除靶标。当天的开幕式上，哈佛医学院院长George Daley指出，像亨廷顿氏病或萨氏病这类遗传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只能通过基因编辑才能避免。

2015年，Daley评价首例将CRISPR/Cas9技术应用于人类植入前胚胎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和引人警戒的故事。对那些已经做好准备测试这一技术清除致病基因的医生而言，这一研究应该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正的警告。显然，贺建奎不是医生。

2.抗HIV双胞胎

在会上，贺建奎透露，其中一个基因改造双胞胎将会对HIV产生免疫，因为她的两个CCR5基因拷贝都被删除了。另一个婴儿可能仍然是易受感染的，因为基因编辑过程中无意中留下了一个CCR5的完整拷贝。

他把这个胚胎植入人体的做法引起了强烈批评。

首尔国立大学的遗传学家Jin Soo Kim说：“为什么选择这个胚胎？这没有科学意义。”而贺建奎的回答是，他已经向婴儿的父母解释了情况，他们（孩子的父母）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这样做。

贺建奎在问答环节明确提到，他的目标是全球推广。“你见过可能患有疾病的亲戚朋友吗？他们需要帮助，”贺建奎说。“对于千百万患有遗传性疾病或传染病的家庭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技术，我们就能帮助他们。”

贺建奎召集了8对夫妇，这些志愿者都由HIV阳性父亲和HIV阴性母亲组成，最后，有1对夫妇退出了。研究人员先对HIV阳性父亲的精子加以清洗以确保不携带HIV，随后将精子和CRISPR/Cas9酶注射到其伴侣的未受精卵子中。贺建奎说，他们总共生产出30个受精胚胎，其中19个是可行的，看起来很健康。来自一对夫妇的四个胚胎的其中2个携带被修饰的CCR5基因，于是，他把它们移植到母亲体内，即使其中一个胚胎依然携带一个完整拷贝的CCR5基因，结果是产下了一对双胞胎。

目前尚不清楚其他胚胎哪里去了，但是贺建奎亲口说，还有一个基因被编辑的胚胎处于早期妊娠。

Kim说，他有90%的把握相信这是第一对经历过基因组编辑出生的婴儿，正如贺建奎所陈述的那样。部分因为贺建奎在植入前后采用了最先进的测序方法显示胚胎中没有不想要的突变，这是CRISPR胚胎编辑操作可能存在的缺陷，“这让我印象深刻，”Kim说。

但是他赞同Lovell-Badge的说法，这项工作需要进行独立验证。“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中国当局应该这么做。”

3.悬而未决的问题

讨论会上，贺建奎留下了许多问题没有回答，包括志愿者是否被恰当地告知了风险；他为什么在有其他有效预防HIV的方法时选择CCR；他为什么选择父亲感染HIV的夫妇做实验而不是母亲感染者，显然后者才有较高机会将病毒传给孩子；敲除CCR这种潜在具有未知功能的基因，风险是否大于本案例中所提的益处。

接下来的讨论，一位科学家问道，全世界科学家明确达成共识不应该做的实验为什么你要做？

贺建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峰会组织者之一、197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把贺建奎的行为称为“不负责任”，并批评他缺乏透明度。Baltimore也代表科学界接受指责，“这是科学界自我管控的失责，”他说。

贺建奎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完全未达到预期效果。在回答为什么没通知任何有关科学机构就进行第一例受孕时，贺建奎引用了2017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冷泉港实验室参加会议上所做的陈述。但是闭门会议的组织者Doudna表示，他当时并没有提出任何表明他准备在人身上进行实验的材料，她称贺建奎的辩护是“虚伪透顶”。

贺建奎还说他与美国其他无名科学家讨论过此事。但是Porteus直接回道：“这不足以表达你可以做这个极端的实验。你需要告知的不仅仅是你的两三个朋友，而是需要整个学术圈的反馈。”他要求贺建奎尽快将其猴子和人类实验数据放在类似BioArxiv这样的网站上，以便其他科学家可以检查一下。

4.排山倒海的压力

在演讲前，11月27日，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命令贺建奎所在地广东省卫生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同日，中国科学院发表声明，谴责了贺建奎的工作。中国遗传学会与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胞生物学分会联合发表声明说，这个实验“违反了国际上公认的规范人类实验的伦理原则和人权法。”

11月27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显示对贺建奎工作进行伦理审批的医院也发布新闻稿称其没有给予任何审批。并质疑批准表上的签名，说医院伦理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任何有关贺建奎研究的会议。这家医院在事件披露后正在接受深圳卫生部门的调查。

但是贺建奎并没有对这些声明和调查发表任何回应，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医院被列入登记册以及那些明显有伪造痕迹的签名。

其他政府也开始权衡贺建奎的实验。11月28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表示不支持在人类胚胎中使用基因编辑技术。NIH院长Francis Collins在声明中说道：“这项工作仅仅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个人意愿，贺建奎和他的团队蔑视国际伦理规范。在解决这类研究的限制性问题上，我们需要发展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时至今日，将在香港加深辩论。”

5.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果

一股恐惧情绪在基因编辑领域蔓延，贺建奎的个人行为可能会阻碍婴儿基因编辑的发展。峰会第二天，Daley在贺建奎发言前说：“首例（用于生殖的基因编辑）误入歧途是有可能的，但这不应该导致我们陷入困境，而不去考虑更负责任的临床转化。”

贺建奎所面对的压力和抨击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给他一个解释所作所为的机会，”Lovell-Badge在贺建奎演讲前做了一个反学术会议常态的请求。“不能有不守规矩的行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结束讨论，而大家将没有机会听到他要说什么。”

会场的安全措施也相应提高了，身着深色制服的安保人员站在讲台附近严阵以待，听众身后摄像机林立。在贺建奎开始演讲前，Lovell-Badge不得不要求摄影师停止拍照，以免快门声干扰视听。

Porteus警告，贺建奎的现身是第一步，但是接下来他必须尽快开始好好回答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他已经快要成为被社会鄙视的人了。”